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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市場需求總體不足，“穩工業”壓力不斷加大
    
    國內外市場需求總體放緩，驅動2019年總體延續了2018年下半年以來總需求不足的趨勢。從國外需求看，全球需求不足疊加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使得我國工業出口面臨壓力。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發布的《全國經濟展望》再次下調了2019年增長，預測至3%，貿易壁壘增加，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加劇，進一步削弱了經濟增長，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2019年前三季度，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同比僅增長2.4%，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別下降6.1和5.7個百分點，且有進一步下降的壓力。
    
    從國內需求看，消費和投資需求出現同步回落。從消費看，近年來，消費增長總體處于“降平臺”階段，增速從兩位數平臺持續向“九、八”等個位數平臺轉變，今年以來，逐步向“七”平臺轉變，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2%，但4、7、8、9月四個月消費增長位于“七”增長區間。從投資看，2019年以來，工業投資增速再次出現連續下滑，前三季度，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2%，較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別下降3.3和2.2個百分點。
    
    2、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經營困難程度增加
    
    “低制造成本”和“完善的制造體系”是我國加入WTO以來，制造業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支撐。但近年來，隨著國內要素價格的上漲、環保成本的提高以及制造環節內外競爭的強化，加上全球需求減弱，制造企業盈利能力降低。自2013年以來，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總體下行，2015年、2019年前三季度利潤表現為同比下降。尤其是2019年以來，成本上升和需求疲軟兩端擠壓，生產經營困難加大。
    
    市場需求低迷、貿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和市場因素影響了企業利潤，但與此同時，國內要素成本、環保成本提高等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更加不容忽視。
    
    一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制造業就業人數于2013年達到峰值后逐步回落，而同時，我國制造業職工工資水平保持快速增長，據統計，2018年我國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達64643元，是2013年的1.5倍。
    
    二是工業用地成本上升。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土地稀缺性問題日益突出，但工業用地需求依舊增長迅速，據調查，工業用地指標已經成為制約地區工業發展的剛性約束，工業用地成本增加壓縮了企業利潤空間。
    
    三是環境保護成本增加。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工業企業的環保督察和生態整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也在不斷增強工業生產的環境約束，工業企業的環境保護成本隨之提高。
    
    3、資本“錯配”依然突出，融資難融資貴猶存
    
    近年來，隨著金融市場的繁榮和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較低，國內金融資源“錯配”嚴重，資金在虛擬經濟體系內“空轉”，工業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
    
    一是制造業資本流失較嚴重。新常態之前，我國制造業發展速度較快，增速保持在10%以上，大部分產業、企業利潤率較高，但隨著進入制造業微利時代，制造業企業效益逐漸下滑，31個制造行業中，有9個行業總資產利潤率低于同期一年期貸款利率，存在資本從制造業流出的現象。
    
    二是民營企業融資環境不佳。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不夠成熟，市場體系有待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渠道較為狹窄。在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方面，由于受規模、盈利水平等多方面限制，民營企業無法發行股票籌資，評級機構對民營企業發行債券評級條件較為苛刻，民營企業自身融資條件不佳。在民營企業間接融資方面，銀行“不愿貸、不敢貸、不會貸”，使很多企業的優秀項目因為缺乏資金而不得不放棄。
    
    三是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融資結構不合理。經測算，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已經高于10%，而社會平均融資成本為7.6%，如果中小企業選擇融資租賃、保理、小貸等融資方式，其融資成本則可能達到20%。與此同時，根據IFO聯合調查顯示，中國私營企業所有資金中債券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不到總額的20%，這表明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單一，過度依賴于銀行貸款，外部融資比重過小，一旦企業無法獲得銀行貸款，企業將失去重要的資金來源，資金運轉將難以為繼。
    
    4、基礎研究投入不足，核心關鍵技術發展不充分
    
    一是基礎科學研究短板較為突出。近年來，我國創新投入總量及強度不斷提高，2018年，我國科技研發經費投入近2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達2.19%，連續5年超過2%，其中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僅為5.5%，而美國、法國在2010年就分別達到了19.0%、26.3%。科技創新鏈基礎環節的欠缺從根本上制約了我國科技水平的提升。
    
    二是核心及關鍵性技術創新有待提高。我國整體技術創新能力近年來有所提高，但在一些核心技術、關鍵性技術領域對國外依賴性較高，國產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部分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技術進口依賴度較高，例如，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的軸承和自動控制系統、飛機和汽車領域的設計和仿真軟件、通信裝備產業的高端芯片、集成電路產業的光刻機等領域產業基礎能力較弱，目前，我國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70%以上依賴進口，中高檔機床核心數控系統也多數依靠進口。
    
    三是核心零部件質量和可靠性較低。相關資料顯示，我國工業機器人關鍵部件質量和可靠性落后世界先進水平5——10年，應用于精密儀表、低噪音電機等的深溝球軸承，國外產品壽命能夠達到計算壽命的8——30倍，可靠性為98%以上，而中國軸承產品壽命僅為計算壽命的3——5倍，可靠性為96%。
    
    5、新舊動能同步疲軟，謹防產業結構性陷阱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形成了以傳統重工業和日用消費品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紡織、食品、化工、煤炭、水泥、汽車、電子等行業占全部工業的比重超過60%。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傳統增長動能衰減和轉向高質量發展“雙碰頭”階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新舊動能轉換被視為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和實體經濟升級的重要途徑。但新舊動能轉化速度慢、新動能規模小成為制約我國工業“爬坡過坎”的重要問題。
    
    2019年以來，我國工業出現新舊動能同步疲軟的態勢，須謹防產業落入結構性陷阱的風險。近年來，在我國需求結構變動下，食品、化工、煤炭、水泥、汽車、電子等占比較大的行業增速不同程度放緩。這些行業下滑主要與市場自身進入“低增長”周期有關，中美經貿摩擦等不確定性加速了這些行業市場需求的萎縮。與此同時，前幾年一直保持強勁增長的新興動能產業今年也不同程度表現出增速回落，前三季度，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8.7%，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1個百分點。這些新興動能領域下滑主要受市場調整、關鍵技術能力不足和政策調整等影響。新舊動能的同步疲軟，讓我國工業進入產業結構性陷阱的風險加大。
    
    6、國際競爭面臨雙重擠壓，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逐步實現在全球分工價值鏈上的攀升，而近年來我國面臨新興經濟體低端擠出和發達國家高端擠壓的“雙重擠壓”風險。
    
    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憑借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和制造業區位優勢，對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和吸引外資構成替代效應。另一方面，近年來，德國政府提出“工業4.0”“互聯工廠”高技術戰略，以福特、GE為代表的美國制造業企業明顯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資規模，克萊斯勒、惠普、耐克等著名品牌也相繼將國外生產線遷移回美國。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預測，2020年將會有多達60萬個制造業崗位從中國返回美國。
    
    在“兩端擠壓”壓力下，我國原來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要素投入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優勢正日趨弱化，迫切需要培育面向產業中高端的競爭新優勢。而近年來國際貿易形勢的復雜多變，也將給“穩工業”帶來壓力。